「社會撕裂」的說法在香港並不新鮮，因為無論在什麼形態的社會中，分歧都不可避免。但今天，香港社會被推向非藍即黃的兩極。從什麼時候起，「你藍定黃」變成了社交時的試探、「間舖藍定黃」成為消費前的考量？從什麼時候起，「黃絲藍絲」站在了不共戴天的對立面，用「人一藍，腦便殘」、「人一黃，喪心病狂」的口號互相攻擊？政見不同一直都在，但現在，是將本土派、激進民主派、溫和民主派、中間派、建制派、親中派和工商派的「百家爭鳴」，收縮至兩種顏色的「二言堂」。真的可以用「藍」、「黃」來定位人們嗎？不同陣營的人一定要對立嗎？香港還可以有第三種、第四種顏色嗎？
藍色，黃色，能否代表「我」？
2014年雨傘運動時，支持傘運一方為「黃」，警察一方為「藍」。（資料圖片 / 李澤彤攝）
2014年雨傘運動時，有意見認為佔領行動導致社會撕裂。運動中，港人為分清「敵我」，將政治立場簡單地分成兩派：支持傘運的一方為「黃」，撐警察的一方為「藍」。支持運動的人會佩戴黃色絲帶，對方也就自然而然地以藍色絲帶作為標誌。於是有了「黃絲」、「藍絲」之說，並從支持傘運和支持警察者擴大至泛民主派立場和建制派立場的人群。 從那時起，大家便開始捍衛自己的「絲帶」。
「那時我在讀大學，讀新聞的自然會關心社會多點，就去參加傘運。因為是以和平抗爭為主，所以我是坐在那裏被人抬走的—是『佔中』被抓的其中一人，現在會覺得是好『左膠』的行為。」黃文萱是公民黨成員，也是沙田區議會第一城選區議員，說起參加傘運的經歷，她放聲大笑自己當時的「幼稚」。「左膠」是2010年後出現於香港媒體及網絡社群的政治術語，泛指不現實、只講理想的左翼份子。她憶述，傘運前無藍黃分類，只有「泛民」、「建制」等黨派間的區別，但即使是有了「黃絲」、「藍絲」說法之後，談論政治立場的場景基本上也只存在於選舉投票和議會中。如此主動站出來為自己立場表態的行為，始於去年6月起的反修例運動。而在那之後，無「絲帶」的人逐漸淪為「異類」。
劉鎮海不主張分黃藍，有時難以「強行歸類」。（高仲明攝）
民建聯社區幹事劉鎮海認同傘運是立場分野的關鍵點，他記得2008年北京奧運時，很多港人都會穿着印有「中國加油」的衣服出街，也會看賽事直播，中國拿到獎牌大家也會熱血沸騰。「為什麼會到今天這樣呢？我覺得政府、中央的處理方式可能有點問題。中央和港人的互動出現問題，缺乏溝通，故不能現實地分析香港的局面—這就是我們淺藍想要做的，成為橋樑，連結藍黃，也為港人向上面爭取多點民主自由的空間。」他自稱是很淺的淺藍—訪問當日他剛好戴着淺到有點泛白的藍色口罩。「深藍的代表是何君堯、李梓敬這樣的。雖然我們建制都是擁護中央的，但他們是極端支持者，中央有什麼政策他們都會支持。當然，他們相信中央可以正確判斷香港的形勢，是為了香港好，所以就什麼都撐。」他顯然並不願歸邊於上述人士，因為從根本上講，他並不認同這樣的分類，表示自己不主張分藍黃：「這就是讓社會去撕裂，讓人民鬥人民！」
劉鎮海認為，很多時難簡單地「強行歸類」，他以「淺黃」為例，這些人很多時並非大家所認為的「反中央人士」，因此會被揶揄為「大中華膠」，他們只是不滿中央的手法過於激烈，才上街成為「和理非」表達訴求，這和同為「黃色陣營」的激進民主派和本土派的理念不甚相同，但調色板上的界限在哪誰也不知道。黃文萱也表示，香港各種層面的分野相當混亂，「香港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左右和外國普遍所言的左右是不同的，經濟上的左翼右翼又不同了。總之很混亂，比如你是反對派，但你某程度上是福利主義，那在某種意義上的左的同時，也是某種意義上的右。如果講黃藍，愈反對政府就愈深黃吧。」但談及藍黃陣營中再細分的部份就很模糊了，沒有清晰的線去界定：「我自己都會猶豫，比如本土、自決、港獨這些，在光譜中的分別就很不清晰，還未有足夠論述令大家去界定是哪一個光譜。」
羅永聰曾任《明報》採訪主任及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政治助理，在政圈中，其立場始終「成謎」。「你覺得我是黃還是藍？我有朋友說『你真是很黃』，但我有同事說我『從來都是藍的』。所以我都不理解自己的顏色了。我從來沒有用顏色幫自己定位或去理解我的立場，因為我覺得我的立場一點也不重要。」羅永聰指出，世界不是也不應只有一個維度，男女、貧富、宗教等都是不同的維度，而政治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政治這個框架下又會分為不同的維度，所以他認為將政治分藍黃，是一種過度簡化—單純的藍和單純的黃，不足以符號化一個人。「人是有多面向的，可能有人政治立場上偏建制，但在經濟、社會議題上卻傾向關懷基層，就『左』一點。社會不會只有單一議題，單一議題也確定不了你在社會中的站位和立場。總之，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顏色。」提到自己難以捉摸的「顏色」，他忍不住笑。
「中間」還有空間嗎？
羅永聰認為將政治分藍黃，是一種過度簡化—單純的藍和單純的黃，不足以符號化一個人。（資料圖片 / 鄧穎韜攝）
「我不會用『中間派』去描述自己，我不覺得我有個很清楚的定位—在黃藍中間。我從來不會這樣去理解自己。但我覺得，無論是走向『深黃』還是走向『深藍』，都是一些非常非常懶惰的人的選擇。」羅永聰指出，極端路線易於佔領市場支持率，在選舉裏面就會有選票支持。但在中間的時候，要扮演和兩邊爭辯的角色，可能會落得「裏外不是人」的結果，吃力不討好。對他而言，走極端，是走捷徑、貪方便、懶惰的方式。
究竟「中間」還有沒有空間呢？「我不覺得中間完全沒得玩，在議會環境裏，如果一邊是絕對多數時，中間就是無意義的陪襯了。但如果當建制反對實力相當時，中間的人就能產生到『關鍵少數』的作用，才有實際運作上的意義。在社會撕裂成這樣的時候，政府一意孤行，有人在中間做緩衝，我覺得不是壞事。」羅永聰以「港版國安法」為例，指出只聽到兩邊的聲音，一個說愛國，一個稱會失去民主，但在精英政治中，會更關心「details」（細節）—誰去制衡它？如何實踐它？「現在誰會幫我們去談這些details呢？我們的代議士、中介人是誰呢？所以我會覺得是懶惰的問題—你表態很容易，去談細節就很麻煩很累嘛。」但顯然，在選票面前，沒人能夠抵禦誘惑，於是「走極端」成為政界潮流風向，包括在立法會中各種各樣的立場表態行為，令人啼笑皆非的同時，也對當今政壇風氣產生諸多感慨。
劉鎮海作為「淺藍」也深有同感。「有人罵我『扮開明替阿爺（中央）講嘢』，我們這樣的年輕人其實也很難做，在建制陣營裏，一些長輩、『深藍』覺得我們的說話『唔啱聽』，當我們是『二五仔』、叛徒。像是在走鋼絲，走偏一點這些人就會罵你。泛民那邊自然永遠都會罵你，甚至可能連中央都會質疑你。」但他表示自己的立場堅定，一定擁護中央政府、愛國，但在表達和方式上與老派不同，不會『盲撐』：「不是一面倒就可以解決香港的問題。當然，你大喊『支持國安，打死曱甴』，你的支持者一定會很開心，也容易拿選票。但顯然，香港的開明建制派還未成主流。在選舉角度看，開明建制派沒什麼優勢。但做政治不單是為了選舉而做的。」
黃文萱認為中間派幾乎失去了空間。（鄭子峰攝）
曾於2015至2017年期間擔任記者的黃文萱認為，中間派逐漸消失有三個原因：其一，中間派自己斷送了前途，因他們的論述不能夠說服港人並帶來實際出路和方向，令人懷疑其能力，「且中間派當年說的理性討論，前提是政府肯聽你的意見」；其二，「中央不會給曾俊華這樣的『中間派』機會，他會頂得住一些來自中共和中聯辦的施壓，也能夠堅持推走在他判斷對香港無益的事，所以（中央）會覺得他這樣的人是『不聽話的下屬』」；第三是因為傘運後立法會選舉的DQ事件。2016年第六屆香港立法會的多名香港民主派議員宣誓正式就任時，因誓詞中的言語和行為而發生政治風波，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導致六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被褫奪資格。她認為這些議席被DQ，會逼着傳統政黨極端化其光譜，以爭取被DQ議員支持者的選票，也就令到中間派幾乎失去了空間。她唯一認可的「中間派」是袁彌昌，認為他的理念可以被稱之為「較為理想的中間派」，「但建制的人不喜歡他，覺得他抨擊政府，講大逆不道的話，『黃』的這邊覺得他始終不夠堅定。他的位置很尷尬，我都替他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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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節錄自第217期《香港01》周報（2020年6月8日）《黃藍撕裂墮入「內鬥」 百花齊放的香港哪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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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08, 2020 at 03:4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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